关于端午节的故事极其由来 屈原投江只是其由来之一！

故事一：孝女曹娥的传说

很久以前，上虞古舜江西岸的凤凰山下有个小渔村。村里有个姓曹的渔夫。渔夫有个女儿叫曹娥。

一年春夏之间，两岸连续大雨，舜江洪水暴涨。曹娥她爸怕错过渔汛，他不顾曹娥反对出江去捕鱼。

父亲去了，曹娥在家不放心。她一次次跑到江堤上去望。后来，曹娥沿江向上、下游找寻还没见到父亲。太阳快落山了，曹娥从她父亲的伙伴口中得知：他们一起在张网，突然一个大浪，把她父亲的小船推进漩涡，让水冲走了。曹娥一听吓出了魂灵，大叫一声“父亲、父亲”，拔脚朝下游追去。

她在江边来回哭叫。第八天，曹娥望着江水，看见她爹在跟水搏击。曹娥纵身向江水扑去。

又过了三天，江面风平浪静，人们却在下游十多里的江面上，看到一股江水在盘旋，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在游动。人们赶过去，发现正是曹娥和她的父亲。曹娥虽然死了，但她却能找回父亲的尸首，把他负到江堤边，人们都说这是她的孝心感动天。

据说波涛汹涌的曹娥江水在流经曹娥庙时总是平静的。当地百姓认为，那是因为江水自觉愧对孝女曹娥。

曹娥的孝心感动了天，更感动了四周的乡亲，他们好生安葬了曹娥父女，又在曹娥跳水救爹的江边造了庙，塑了她的像，尊她为“孝女娘娘”，还把渔村叫做曹娥村，把这条江改名曹娥江。每逢曹娥救父这一日，曹娥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各省各府都有来拜曹娥孝女娘娘的，许多人题词送匾赞扬曹娥的孝行。

据说，曹娥投江的那一天正是五月初五，因此，很多人将端午节视作怀念孝女曹娥的日子。

端午节起源传说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变法。这四大变法之中只有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这样，而其他的变法都最终失败了呢？

正统教育中，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顺应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五.国君的支持。

但仔细想想又不对。以上特点不只是商鞅变法才具备的，其他的变法也完全具备。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秦国旧有勋贵势力最弱。

在“战国七雄”中，秦的立国时间最晚。秦正式立国以前，秦的领地被称为“西戎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秦立国以后秦国也一直是“夷狄杂居”的状态。在商鞅变法以前秦是最贫弱的国家。因此，在秦国，旧有的勋贵势力是最弱的，变法的阻力最小。

二、君王支持力度大。

商鞅变法时得到了国君的全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就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

三、变法施行时间。

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车裂”于彤，灭商君之族，商鞅变法一共已经实施了十八年。

　十八年啊，就是现生个孩子也已经成年了，在古代更可能已经作父亲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在新法中受益的新兴利益阶层走上朝堂并站稳脚跟，至少也能获得 与旧有利益阶层对抗的实力以保证新法不被废除。而且随着新法的继续实施新兴的利益阶层会越来越强大，旧有利益阶层则会日益衰弱，最终被新兴利益阶层取代。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辅助原因。个人以为，以下两点才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四、政府公信力的确立。

对一个政府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政治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更加不是“军事危机”。能够从根本上毁灭一个政府的是“信任危机”。

故事二：三闾大夫屈原的传说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年轻时就胸怀远大抱负，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得到了楚怀王信任，官至“左徒”，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他内“与王图议国事”，外“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是掌管内政、外交的大臣。

战国本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混乱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常对六国发动进攻。当时只有楚国和齐国能与之抗衡。鉴于当时形势，屈原主张改良内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因而侵害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那些受秦国贿赂的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上官大夫、令尹子椒的排挤和陷害。

糊涂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把他放逐到汉北，结果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当了三年阶下囚，死在异国。

屈原看到这一切，极端气愤。他坚决反对向秦国屈辱投降，这遭到政敌们更严重的迫害。新即位的楚襄王比他父亲更昏庸，把屈原放逐到比汉北更偏僻的地方。

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一天他正在江畔行吟，遇到一个打渔的隐者，隐者见他面色憔悴形容枯槁，就劝他“不要拘泥”、“随和一些”，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意思是：我宁肯跳进江水中去，葬身在鱼肚里，哪能使自己洁白的品质蒙受世俗的灰尘？）

公元二七八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兵攻破，诗人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看国破之难，却又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忧心如焚，在极端失望和痛苦中，诗人来到了长江东边的汨罗江，抱石自沉。他死时大约六十二岁，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起源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原名卫鞅或公孙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自幼喜好刑名之学，公元前361年去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等职，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秦孝公曾以于（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封他，号为商君，故又称商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山东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口思想在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他认为人口众多是赢 得兼并战争胜利、统一天下的重要前提。人口太少，出兵攻伐敌人，就没有多余的人力耕种土地，取得给养；如果把人力用于耕种，敌人也会得到休息，不能两全其 美。所以，要想富国强兵，彻底制限敌人，首先就应根本改变秦国“人不称土”（《徕民》）的局面，大力增加人口。根据当时秦国的国内外形势，他认为增加人口 最好是用经济办法，采取“徕民”政策。这样既可在短期内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增加本国人口，又可使敌人兵源枯竭，迫使敌人完全臣服。反之，采用人口 自然增殖，不仅费时久，收效慢，也削弱不了敌人。在人少地多、生产工具和军事装备都很落后的战国时期，商鞅主张用徕民办法增加人口，虽然有益于秦国的社会 生产发展和富国强兵，但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政策。

商鞅发展了墨翟关于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第一个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徕 民》）。他认为容纳五万的生产人口，需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坏田占20％，城镇、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上述比例 不论是否符合当时实际，但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提出来了，是十分可贵的。此外，他还指出人多地少时，应大力开垦土地，不然会出现“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 （《算地》）的情况；人少地多时，应大力增加人口，不然会出现“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同上）的情况。

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确立了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的公信力，使“商君变法，说一不二”的观点深入人心。而之后的“太子犯错，刑太子之师”更是震慑了所有官吏使之不敢不严格执行新法，才使得变法得以顺利实施。

而其他三个呢?

“张居正改革”本人不是很清楚，就不说了。

“王莽改制”几乎成了“朝令夕改”的代名词。

至于“王安石变法”就更不用说了，连王安石自己都在为了打击政敌而“变相执行”。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有名的政治现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变法者自身都不能做到毫无偏差的严格执行，那么当变法的政令最终执行到百姓身上的时候，只怕是这份政令已经被“对策”的面目全非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变法者和变法者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没有能够在广大民众中确立起自己政府的政府公信力的话，那么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分辨这些法令到底是变法者的意思还是官员的“对策”。民众只会把这些被“对策”以后的法令当作是变法派的法令。

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变法者成为众矢之的。

五、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

个人以为，这才是“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的最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由于教科书和学者的粗疏，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商鞅变法是分为两个先后相继的重要时段的。

　商鞅变法，先后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奖励耕战。这一阶段一直执行了十年。这个阶段的主要作用，是积累了变法经验、培养了社会阶层、扶植了改革力量。 这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十年后，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商鞅推动秦王迁都咸阳，推行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改革则极其有深度：破除井田制、实行军功爵。整个社 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等第二次改革基本完成后，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杀，但是那些老派人物也不可能复辟了：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基本消失，复辟就要得罪强大的社会新兴阶层，最终也会付出和商鞅一样沉重的代价。为了国家的稳定，杀死商鞅的秦惠王，拒绝了旧派人物疯狂反扑的意见，继续执行商鞅之法。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贴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公元前３６１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

商鞅南门立木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商鞅南门立木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为了推行“农战”政策，商鞅还很重视增加农业人口，第一个提出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百人农， 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他认为商人和官吏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们尤其是 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垦 令》），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农战》）。为了增加农业人口，他除了主张采取“徕民”政策，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农 民外，还主张用赐与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征课、实行粮食高价政策、限制雇工和不准开设旅店等来扩大农业人口。商鞅把一切非农业人口都 看成不事生产的游食之民，是错误的。他增加农业人口的办法，有的也是极端的。但远在农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战国时期，主张农业人口必须占总人口的90％以 上，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象他这样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商鞅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主张人民 愚昧无知。他认为人们“务学诗书”（《农战》），有了知识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诸侯国势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同上），不再为了名 与利去努力从事农战，还会“高言伪议”（同上），扰惑民心，使人民与君王离心离德。“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同上）所以，要想富国强兵，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民“不好学问”（《垦令》）。商鞅这一思想，不论是否有利于当时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农战政策的推 行，都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有害于广大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为了加强户口管理，严密控制人口，商鞅还很重视人口统计。他 除了主张建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连坐”法户籍制度外，还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周密的、经常的人口统计。他认为详细了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 即“举（凡）民众口数，生者著（登记），死者削”（《去强》），正确掌握人口总数和男、女、老、少及商人、游食等各类人数，是关系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 政权的大事。如果不知道“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指游说的人）之数，利民（指商人和手工业者）之 数”，即便“地虽利，民虽众”，也会“国愈弱至削”（同上）。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商鞅南门立木

公元前３５０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立木取信的故事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春节传说之三：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春节的来历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